《范爱农》的虚构成分顾 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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散文可不可以虚构?一般认为不可以,虚构就是小说了。但从若干散文创作的实例看去,局部的虚构似未能免,其中人物的语言尤其是如此;只是分量不能过多,不能穿帮露馅,应有严格的控制和恰当的处理。

鲁迅的回忆散文《朝花夕拾》集中,既有因时隔甚远而造成的记忆误差(一般回忆录中也难免有这种情形),还有若干自由的抒写,亦即为了文章之美而故意的虚构──这是我们在研读此集特别是《范爱农》一篇时应当心中有数的。这一点鲁迅本人曾经声明过,《朝花夕拾.小引》写道:“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,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,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。”最后一句是很好的解释和烟幕,我们可以理解为其中多有为艺术的需要而作出的虚构。

《范爱农》一文写作者与范爱农的四段交往:一九○七年在东京的同乡会上,一九一○(“革命前一年”)春末在绍兴重新相会及其稍后,绍兴光復,分手之后。其中的虚构主要见之于一、四两部分。

第四部分写道:“报馆案是我到南京后两三个星期了结的,被一群兵们捣毁。子英在乡下,没有事;德清适值在城里,大腿上被刺了一尖刀”,于是孙德清(卿)拍了一张显示刀伤的照片,“并且做一篇文章叙述情形,向各处分送,宣传军政府的横暴。”照这里的说法,似乎王金发的部下捣毁《越铎日报》以及孙德清(卿)的四处喊冤是在一九一二年三月,但此事实际上要晚些时候,其时鲁迅已在北京。《鲁迅日记》一九一二年八月七日:“见北京报载初五日电云,绍兴分府卫兵毁越铎报馆。”鲁迅也曾看到孙德卿近乎裸体的照片,颇为吃惊。(参见张能耿《鲁迅的青少年时代》,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,第三五一页)

第四部分又记了范爱农常说的一句话:“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,拆开来一看,是鲁迅来叫我的。”这事大约会有,但范爱农决不可能用“鲁迅”的名字──这个笔名是一九一八年发表《狂人日记》时才开始使用的,他该称为“豫才”才对。现存范爱农致鲁迅的几封信(均载《鲁迅研究资料》第四辑,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○年版,第一二四至一二七页),称谓皆作“豫才先生”。改作“鲁迅”,是为了行文的方便。又前文“哦哦,你是鲁迅!”和“老迅,我们今天不喝酒了。我要去看看光復的绍兴。我们同去。”这两处的情形也是一样。

不过最大的虚构还是在第一部分。鲁迅写道,在一九○七年的同乡会上,自己与范爱农发生冲突:徐锡麟等革命志士被清政府惨杀,鲁迅主张“打电报到北京,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”,而范爱农反对发电报,说“杀的杀掉了,死的死掉了,还发什么屁电报呢。”后来在推举电报拟稿人时,又有些不愉快。这一段虚构得很厉害,据周作人回忆说,当时在会上主张发电报的乃是倾向于君主立宪派的蒋观云一派,他们要求清政府文明处理此案,不要随便处刑,实际上是“借了主张公论的幌子,去和当时的清政府发生关系”(周作人《知堂回想录》,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一九八○年版,第二百页;参见《鲁迅的故家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,第一六一至一六三页);另一派反对发电报,认为既然革命是双方开火,不必跟清政府去说什么话,鲁迅和范爱农都属于这一派;当时鲁迅还写诗讽刺蒋观云,范爱农引人注目之处只是他那特别的态度和语气。

范爱农是徐锡麟的学生和同志,关系十分密切;徐锡麟被捕后,清政府追索“通逆谋乱”的馀党,两江总督端方致电驻日公使杨枢,指名要他密切注意范爱农和沈钧业这两个徐的同党,“不论何时回国,先期电知,以便设法密拿”(转引自《鲁迅生平史料彙编》第一辑,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,第三○四页);范爱农发言时那样激愤,那样“冷”,原是可以理解的。对此鲁迅自当有理解的同情,而不至于认为“他简直不是人,自己的先生被杀了,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。”这样写显然是虚构,是运用误会法构成冲突,为下文蓄势,使文章波澜起伏,也用来表现范爱农那特别的性格。如果照实去写蒋观云如何,自己如何,文章便容易枝蔓了。

但回忆散文中作这样大的虚构其实是不妥当的;鲁迅后来意识到这一点,自称“《范爱农》写法较差”(鲁迅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日致增田涉的信),差就差在虚构过头。所以,《范爱农》一文不能完全视为信史。曾经看到一些关于鲁迅的年谱、传记,根据《范爱农》来记载鲁迅同范爱农在那次同乡会上的冲突,这是很值得加以推敲的──尽管是鲁迅的原文,我们却不能死于句下。

除了周作人提供的回忆录之外,《范爱农》文中也有关于虚构的内证:文章在叙述过那场冲突以后写道:“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,而且很可恶。天下可恶的人,当初以为是满人,这时候才知道还在其次;第一倒是范爱农。中国不革命则已,要革命,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。”因为一点不同的意见,就放开革命的对象而迁怒于一个同学同乡,情绪化到这样严重的地步,哪里是一九○七年顷鲁迅的境界?这自然是顺流而下继续为下文蓄势的虚构,决不能作为信史来看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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